哈罗德·金·菲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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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金·菲尔比是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他本人是英国人,早期就信仰共产主义,1934年在维也纳进入苏联情报机关成为情报员。1940年,他打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在该局步步高升,最终成为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高级要员。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为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成绩卓著。1963年,他由于身份暴露出逃苏联。为表彰他的事迹,苏联政府给他很高荣誉,授予他“红旗勋章”。
中文名
哈罗德·金·菲尔比
国    籍
印度
出生日期
1911年1月1日
逝世日期
1988年
职    业
文职官员

哈罗德·金·菲尔比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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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月1日,哈罗德·金·菲尔比在印度的安巴拉降生了,他的父亲在印度政府内任文职官员,是英国知名的阿拉伯语言学者。父母对小菲尔比寄予很高的期望,当菲尔比到了上学的年龄时,便被送回到英国的学校学习。
1929年,17岁的菲尔比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在这里开始了他思想上的重大转变。
进校后他加入剑桥大学社会主义者学会,前两年他只是按时参加他们的活动,并不参加其它活动。
他对政治具有浓厚的兴趣,并开始进行自己的探索。经过广泛的阅读后,他逐渐明白英国工党与世界左派的主流并非处于同一立场,菲尔比对工党的信心由狂热变为迷惘。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在1931年那场混乱和面临失败的危急时刻,工党对反动势力所能调动的后备力量竟是那样束手无策。而且,当时反对党的明显带讽刺挖苦性质的宣传,竟使一个经验丰富的选区的选举一下子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结果,工党失败,人们对想象中的整个议会民主制的有效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这次事件使他第一次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自己的信仰。不久,他开始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者学会的活动,并担任了该学会的司库,这使他接触到批评工党的大量左翼思想,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思想。除了博览群书和不断地汲取欧洲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外,他还参加学会举行的生动活泼、气氛热烈的讨论。
这样,一个重大但又缓慢的思想转变过程就发生了。到1933年夏他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菲尔比彻底抛弃了他的最后疑虑。当他拿到大学学位离开剑桥时确立了要把他的生命贡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
当时,奥地利维也纳的工人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菲尔比欣然只身前往。在维也纳,菲尔比与苏联情报机关的成员发生了联系并加入了该组织,在他看来,“人人都会不假思索同意加入一支精明强干的队伍”。从此,他就为这个强大的共产党国家而尽力工作。
在中欧搞了大约1年的地下活动后,他回到了英国。他和他的政治朋友们都断绝了来往,经常去德国大使馆。不久,他还加入了英德联谊会,并在这个纳粹阵线组织中担任不少职务。他想用纳粹经费创办一家旨在促进英德关系的商业刊物。为商谈此事,他曾几次到柏林找德国宣传部和外交部洽谈。尽管他的奇怪的富有冒险性的努力最终没有成功,但它却把他早期热衷于共产主义的迹象掩盖得天衣无逢。
此间,他的正式职业是自由党月刊《评论的评论》的副主编,业余时间则花在追逐女人方面,给人的印象俨然像个才华横溢的花花公子。
菲尔比对柏林的印象极为糟糕,希特勒犹太人的暴行惨绝人寰,对共产党实行极端恐怖的政策。纳粹分子一个个都趾高气场,令人难以忍受。
一次,正当他访问柏林期间,西班牙战争爆发了。直到返回英国后他才得知,佛朗哥将军并没有接近整个国家,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就在眼前。他的下一个任务是到西班牙法西斯占领区去,尽可能在接近要害的地方潜伏下来,全面搜集有关法西斯战争准备的第一手资料。苏联情报机关在英国和法国给他安排了联络人,以便他把搞到的大量情报交给他们。
在西班牙,他遇到了作为苏联情报人员以来的第一次危难。

哈罗德·金·菲尔比遇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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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英国之前,他总是将从苏联那里得到的指示用密码写在一小张纸片上,并习惯
哈罗德·金·菲尔比邮票 哈罗德·金·菲尔比邮票
地把它放在裤子的小兜里。为作紧急联系之用,在向他交待任务时,苏联人给了他一份密码和一些在西班牙的秘密通讯地址。在西班牙时,他的口袋里就有着这么一张小纸片。正是这张小纸片差点把他带到行刑队面前。
当时他的苏联情报站总部设在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尔。他的身上揣的是英国护照,公开身份则是英国《泰晤士报》驻佛朗哥将军部队随军记者。
在塞维尔及其周围乡村紧张地工作了几星期之后,他突然在广告上看到下星期天将在离塞维尔100多公里的科尔多瓦举行斗牛表演的消息。当时,前线正在科尔多瓦以东25公里的蒙托罗安杜哈尔之间的地带上。
“能到离我尚未去过的前线如此接近的地方观看一场斗牛,看来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机会。”菲尔比心想。
于是,他决定在科尔多瓦好好地过一个周末,并看看星期天的那场表演。
菲尔比到塞维尔军事司令部去办理必要的通行手续。一位态度友好的少校一下子就把他打发走了。他说:“去科尔多瓦不需要通行证,自己坐火车去就行了。”
星期五,菲尔比登上了从塞维尔到科尔多瓦的早班火车,与他同车厢的是一群意大利陆军军官。菲尔比时刻也不忘记他的情报工作,于是他请他们与他一起在科尔多瓦共进晚餐。但是他们很有礼貌地解释说,他们没有时间,因为第二天动身去前线之前,他们得忙着去逛妓院。
菲尔比在大首领饭店找了个房间往下。在独自饱餐一顿后,就在香气迷人的大街上散步,深夜才回到旅馆睡觉。
一阵雷鸣般的砸门声把他从沉睡中惊醒。门打开后,两个国民警卫队员闯了进来,要他收拾好东西和他们一起去指挥部一趟。当他问为什么时,其中年纪较大的那位下士只是面无表情地回答说:“这是命令!”
在那些日子里,菲尔比睡得很死。当他穿着睡衣面对这样两个脚蹬大皮靴、手持长短武器的人时,他感到处境十分不利。在这种半醒半惊的状态中,他的大脑反应不如清醒时敏捷。他意识到必须处理掉藏在他裤子口袋里的那块小纸片,但是怎样才能做到呢?
他的脑子模模糊糊地想到洗澡间,但是他住的房间没有洗澡间。当他穿衣服、收拾东西时,那两个国民警卫队员紧紧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看来,只有在从饭店到国民警卫队指挥部的路上想个什么法子了。
当他们上了大街后,菲尔比才发现那样做是不容易的。他只有一只手空着,另一只手得提着自己的箱子。押送他的人显然训练有素,他们简直像鹰一样,一路上寸步不离地紧紧盯着他。直到他被带到一间办公室时,那块可以置他于死地的小纸片还在他身上。
办公室里有一盏不带灯罩的耀眼的吊灯,下面放着一张很光滑的大桌子。他对面站着的是一个身材矮孝年迈秃顶、面带温色的国民警卫队少校,他盯着桌子,漫不经心地听着带菲尔比进来的那个下士的报告。
少校终于要检查他的通行证了。“是谁批准你来科尔多瓦的。”他问道。
菲尔比重复了塞维尔军事司令部的人告诉他的话,但少校根本不理。他断然地说这不可能,人人都知道到科尔多瓦来必须有通行证。紧接着就是一场咄咄逼人的问话:你来科尔多瓦干什么?是来看斗牛?票在哪里?还没买到?是刚刚到达的?
准备早晨就去买?如此等等。
随着每一句显示充满怀疑的质问,菲尔比愈来愈不安地感觉到那个正在审问他的人是个死硬的仇英分子。当时,西班牙战线的两方都有许多这种人。但到这时,他的大脑已能进行正常思维了,他在那张闪亮的大桌面上看到了一线生机。
少校和那两个逮捕他的人带着根本不信任的神情转向他的箱子。他们带上手套,以令人惊异的精细动作一道道地打开箱子,用手仔细地搜索每一件东西并拿到灯光下去检查。在他要换洗的内衣里没有找到可疑的东西,他们又接着检查箱子本身,小心翼翼地敲打,并且里里外外量它的尺寸。在证明没有什么可疑后,他们失望的叹了一口气。
他曾盼望这件事早点结束,他们就会让他乘头一班火车离开那个城市,但是这个想法只存在了一刹那。
“喂,”少校粗鲁地说,“你身上呢?”
他让菲尔比把口袋翻出来。他不能再迟疑了。他先把钱包拿出来,向那张光滑的桌子上扔去,在脱手的最后一刻,他的手腕子一抖,使钱包旋转着滑到了桌子的尽头。正合他意,他们三个人像老鹰扑食一样向桌子那边的钱包冲去。乘三人的屁股朝着他时,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那块小纸片,连嚼带咽地一下子就把它消灭了。
于是他轻轻松松地把口袋里剩下的东西部掏了出来。很幸运,那位少校再没有对他进行什么不正当的、严厉的盘查,只是干巴巴地给他讲了一通道理,说什么共产主义者正在控制着英国政府,并命令他在第二天离开科尔多瓦
第二天早上,当他正在结账时,他的那两位国民警卫队的“朋友”也出现在休息厅里,他们还问他是否可以和他一起乘出租车去火车站。登上开往塞维尔的火车后,他送给他们一包英国香烟。列车开动了,他们高兴地向他挥手告别。
这是菲尔比早期从事情报活动的一次险遇。在以后的岁月中,他经常感到,其实真正的冒险行动并不总是带有最大的危险性,因为人们可以事先估计到那些实际存在的危险并采取了恰当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其出现。而像上面所写的这类几乎没有什么意思的小事却往往会置人于绝境。

哈罗德·金·菲尔比漂到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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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比在西班牙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甚至曾得到佛朗哥这位大元帅亲自授予的勋章。
1939年8月,正当战争的风云在法国但泽上空迅速聚集时,《泰晤士报》要他撇下西班牙,做好派往西线的英国部队去的任何准备。这当然是他所希望得到的美差了,因为随便哪个有钻研头脑的战地记者都可以积累大批新闻检查部门不准发表的情报。
而且,他在西班牙的经验已教会他如何提出巧妙的问题。
后来,英军司令部迁到离巴黎不远的阿拉斯。菲尔比的大部分周末时间都是消磨在那些出没于都市的隐姓埋名者中间,而并不象他公开表现出的那样只是追求女人。尽管他在阿拉斯的职位不错,但它并非十分理想。这时他的苏联联络人一再催促他说,他的首要任务是打入英国秘密情报机构
1940年夏天,他多年渴求的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泰晤士报》国外新闻编辑把他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国防部的一位上尉问他是否“可以做些有关国际方面的工作”。菲尔比立即答应了他的要求。
经过与几位身份不明但显得很有权威性的人会谈后,菲尔比就被叫到英国秘密情报局去报到。他对自己轻易地被录取感到十分惊讶。后来他才知道,对他历史的唯一调查是例行公事地问了一下军情五处,对方查了一番档案后回答说:“没有问题。”
菲尔比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他上的学校、他进的报社、他参加的俱乐部以及他的智慧和才干;这些都注定他要飞黄腾达。不到一年时间,他就从破坏活动科调到特别行动执行处,最后又调到从事反谍报活动的第五科。
第五科的基本任务是从国外获取有关针对英国的谍报活动的情报。他之所以选择第五科,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认为新的工作可以使他与秘密情报局的其它部门和军情五处保持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它还可以使他了解英国外交部对什么感兴趣,更不用说其它情报机构的兴趣了。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菲尔比发现秘密情报局的档案就存放在第五科隔壁,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除了窃取无线电通讯情报外,他们还搞了一些其它形势的窃取活动。他们甚至还使用过相当复杂的技术拆看外交邮袋,猎取对象是波兰和捷克那样的中立国和较小的盟国。其方法与拆取一般邮件大致相同,只是手续复杂一些罢了。
首先,必须以某种方式说服信使将邮袋交给英国保管。要做到这点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许多国家的信使制度并不完善,信使本人也不遵守纪律。在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被切断的那段时期,所有的外交邮袋均需空运。当时,每天都会发生飞机误点的情况,即使在飞行条件良好时,也可以通过人的因素造成延误起飞。信使抵达机场后,常会听到气候恶劣或者飞机发生技术故障的通知,接着就是无期限的等待。于是,他们只好坐在候机室里他们的邮袋上,或前往附近城镇的乡村旅馆去尝受苦头。
这时,机场保安官员就会根有礼貌地来照料那个不知所措的信使:“老兄,你看我亲自把它锁起来,在你回来前保准不会出事。”
相当多的信使都接受这种劝诱,如释重负地出去参观当地的名胜去了。当然,那些保安官员会乐于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的。
信使刚一走开,保安官员就会通知等候着的第五科的专家们,并把邮袋交给他们处理。在拆开每个邮袋和里面的东西之前都要进行一番仔细的研究,必要时每个绳结和封条都要经过测量、复制和拍照,有时还要进行化学检验。
然后,开始解开邮袋的绳结,启下封条,取出里面的东西进行拍照。最后,也是最艰巨的工作是把邮袋里的东西一丝不差地放回原处,并且极其精确地照原样重新系好绳结、贴上封条。
菲乐比从愈来愈多的情报的分析得知,德国人正在西班牙策划一个代号为“博登”的行动。在这一行动中要使用先进的技术设备,破坏直布罗陀海峡的通航,其措施是在直布罗陀海峡安置一套侦察夜间通航情况的设备。由于这个装置会给西地中海供给线带来新的危险、菲尔比认为应通过外交途径对这事加以解决。
最后柏林对马德里发出了断然命令:“博登行动必须完全停止。”
随着菲乐比的表现越来越好,他的职责范围也越来越大。二战后期,他的活动范围已扩大到北非、意大利等国。

哈罗德·金·菲尔比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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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对德战争结束之前,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们便开始把他们的思想转向了下一个敌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投入到对苏联的渗透以及保护英国不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眼看轴心国就要失败,他们的思想又回到了他过去的老路,打算成立一个第九科来从事同样的工作。
由于第九科的活动开始时过份保密,使菲尔比无法接触到他所需要的文件,工作上很被动。显然,第九科的情报对于苏联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菲尔比同他的苏联联系人对第九科的前途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他为此写了好几份报告并同联系人进行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按照事物的一般发展进程,战争结束之后,经济工作将会加强,秘密情报局的力量将会急剧缩减,极不可能让第九科和第五科两个反间谍部门同时存在:一个负责处理大量至关重要的苏联问题;而另一个则只负责一些可管可不管的诸如新法西斯主义这类琐碎的事。只要有这种合并的可能,新合并的单位在秘密情报局中将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苏联联系人问他是否能在他们科里得到一个较高的职位,他说或许有这种可能,但不敢肯定。在此之前,非尔比感觉到他似乎已得到擢升的暗示。当时在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中,充斥着人们对战后会有多大改组的种种揣测,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和平时期的人事安排将会怎样。
对这个问题讨论几次后,联系人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是让你担任现在的第五科科长这个职位,情况将会怎样?”
菲尔比回答说:“这将意味着重要的擢升,我将会有更好的时机决定事情的进程,其中包括我的职务和我的工作。”
联系人对这个答复感到很满意,他说希望在下次见面时能带来明确的指示。
指示果然来了。总部通知,他必须尽一切努力保证自己成为第九科的科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保证自己成为未来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而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这就是说必须搞掉第九科的科长居里和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谁都知道,居里的任命不过是一个过渡,搞掉他不难,麻烦的是考吉尔。考吉尔在秘密情报局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而作为菲尔比的老上级,他很喜欢他、尊敬他,有许多事情还得感激他。但是他现在是横摆在菲尔比事业面前的一个障碍物,非得搬掉他不可了。他认为,为了这一重要的职位,暂时牺牲一点名声是很值得的。
总部还指示他要小心谨慎地行动;尽管大部分的具体作法必须靠他自己的判断和创造,但还得有一些总的指导原则。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采取神不知鬼不觉的手法,万一以后出了事,也得显出他的职位是强加给他的。在这场斗争中的每一步行动,只要有可能,都必须由别人去干。
菲尔比明白,为了他的事业,他应该寻求同盟者,而最好的同盟者就是考吉尔的对头们。这种人为数还不少。令他信心十足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吉尔和他的对手们之间的敌意并没有减缓,而且,由于考吉尔是一个位居要职而又自高自大的人,如果一旦倒台,就会摔得很重。
他首先选择维维安上校,尽管他的力量很虚弱。
虽然维维安的头衔是秘密情报局副局长、考吉尔的顶头上司,名义上负责秘密情报局的所有反间谍活动,但考吉尔根本瞧不起他的软弱,因此完全把他甩在一边,而宁可直接与局长打交道。维维安心里对此感到十分不满,他曾几次因失权而伏在菲尔比的肩上哭泣,使他深深感到为难。但现在他却欢迎这种小小的伤感场面。
过了不久,维维安就急不可待地问他:“现在,该对考吉尔怎么办?”显然他不能用过多的话去回答维维安那种不合时宜的问话,但他可以让他去找别的接近权力中心的人去说。当然,要他自己去与局长摊牌是不切实际的,他怕局长就象怕考吉尔一样。不过还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局长的耳目,或许局长还得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些人中最合适的是局长的首席参谋官。当菲尔比刚加入秘密情报局时,他在海军科工作,为海军部处理涉及海外方面的情报。被局长任命为首席参谋官后,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局长的办公室的对面。首席参谋官头脑清醒,具有在官场混乱的局面中保持有条不紊的非凡能力。他是菲尔比所遇到的最有勇气、最具责任心的男子汉之一。他经常带病工作,在他的办公桌面前总是放着一排装满稀奇古怪的药瓶子。
菲尔比认为,要是首席参谋官把脑子用在反谍报部门的长远发展上,他就很快会看出,秘密情报局反间谍科科长同军情五处老是作对这种局面是不行的。在战争的压力下,短时期内还可以容忍,但要让这种局面无限期地延长到和平时期,那绝对行不通。如果让首席参谋官知道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会对这件事施加压力。所以,当维维安再次谈到考吉尔时,菲尔比还是说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他认为最好去问问首席参谋官。
菲尔比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见的面,不过当他再次见到维维安时,事情似乎还进展得很顺利。更有意义的是首席参谋官打电话给菲尔比说,让菲尔比在有空的时候去见他。
他们见面时用很长时间讨论了关于秘密情报局的一般情况和它的未来、应改进的程度以及为了适应即将来临的和平环境条件下而需要加以调整的地方等。首席参谋官显然是在考察他,而他则尽可能地做出通情达理、襟怀坦荡的样子。他们谁也没有提到考吉尔的名字。
下一步就是到外交部去游说。菲尔比与他们经常打交道。为了两个部门能互相取长补短,增进对另一方的意图和做法的了解,战时采用了一项制度:由外交部派一名官员到秘密情报局工作。菲尔比同这位外交部的官员更是频频接触,他有理由相信外交部官员对他不会有什么恶意,但不了解他与考吉尔之间有什么分歧,而使他更难判断的是能否把他算着自己的同盟军。
恰好这个时候,幸运之神降临到菲尔比的头上来了。考吉尔偏偏选择了这个紧要的关头想使局长卷入一场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争吵之中。显而易见,这种争吵将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
他第一次听到这一新的情况是在维维安以颤抖的声音召见他的时候。维维安让他看了由考吉尔准备为情报局局长起草签发的一封两页长的信,信中措词激烈,猛烈攻击胡佛为了华盛顿的政治利益而牺牲情报工作的需要的做法。当然,考吉尔说的有许多是事实,但是这类事实是不能写在公文里的,更不能写在两个情报机构负责人之间的通信中。
信件的后面是外交部官员的简明批语:“我认为第五科起草的信函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寄出去的话,将会使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成为取笑的对象。”外交部官员要求维维安重写一封,维维安则把这份差事转给了菲尔比。
菲尔比认真地写了半页纸,客气地提出了一些很小的问题,然后和维维安一起把信件交给了外交部官员,他没做任何修改便把菲尔比写的稿子交给了局长的秘书。然后,菲尔比便离开了他们。第二天,维维安告诉菲尔比说,他跟外交部官员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
大局已定,维维安已下决心要考吉尔的命。由于军情五处的人敌视考吉尔,首席参谋官也受到了压力,他断定局长本人也不会小看这件事。对考吉尔,军情五处内部是一致的,他们都把他看成是部门之间斗争的众矢之的。同时,另一朵乌云也向考吉尔袭来。考吉尔一直认为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要与他争夺对德国无线电情报通讯的控制权,为此他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两位高级官员发生了争吵,双方的手下心腹还展开了对攻。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还知道作暂时的退让,但考吉尔却不肯。从这件事起,考吉尔的名声日渐变坏,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人员对他更是恨之入骨。菲尔比并不是希望政府密码研究所积极参与撵走考吉尔的行动,因为他们离他太远。但他认为,若局长通过老部下的关系网很清楚地知道密码专家们对考吉尔的离去将采取泰然处之的态度,这就足够了。
从维维安召见菲尔比、让他看他写给局长的报告那天起,菲尔比就感到这场严峻的考验将要结束了。维维安的报告是用《哈姆雷特》中的台词作装饰的,显得冗长而又杂乱。它追述了自己与考吉尔争吵的痛苦经过,并主张在过渡到和平时期之前必须对反间谍活动进行根本的改革。维维安要在报告中提名菲尔比为居里的继承人,考吉尔的候选人资格则被明确地排除了。报告还特别详细地对菲尔比的才干和能力进行了一番赞赏,说他如何如何适合担任这个职务。报告对菲尔比的有利条件的论述面面俱到,就差一项最好的条件——他对共产主义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了。
对菲尔比来说,斗争已基本结束。一切好像一串解不开的环。若没有首席参谋官的赞许,维维安是不敢向局长提出这样有深远影响的建议的;同时,如果没有首席参谋官事先准备好的理由使这项建议能够被接受的话,他也不会去赞许维维安的。
事实上,一份已经打印好而准备送上去的报告已向菲尔比说明,局长准备冒与考吉尔公开摊牌甚至不惜接受他辞职的风险。
毫无疑问,过几天局长就要召见菲尔比。在召见他时,他还得采取最后的一着。在此之前,他得花一些时间来认真考虑这最后的一着。
他的问题是:在秘密行动部门的前途是变化莫测的,说不定会因什么小毛病而毁于一旦。他认为,他在前进中也可能会出些小差错,但如果真有什么灾难发生,他并不想仅仅依靠秘密情报局里他的同事们的忠诚。秘密特工人员最害怕的事情是被指控为不可靠或有不忠行为,而可靠不可靠或忠与不忠的审核是属于军情五处的职权范围。因此,菲尔比认为,如果军情五处能够正式参与对他的任命的话,那么,万一他在新的岗位上发生什么事,情形也许会好一些。他希望能从军情五处那里得到一份正式的公文,说明他们同意对他的任命。但是他不可能对局长啰啰嗦嗦地讲那么多。经过冥思苦想之后,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局长迷恋于在单位之间耍手腕的嗜好。
局长召见他的时刻终于到来。对菲尔比来说,访问这个神秘的场所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但这一次当他在两位女秘书的办公室等候“绿灯”的时候,两位小姐对他特别和蔼可亲。“绿灯”一亮,他就走进局长的办公室。当听到局长破天荒地叫他“金”时,他马上知道已不存在任何最后的障碍了。局长把维维安的报告拿给他看。出于礼貌,他假装看了看。局长告诉他说他已决定采纳维维安的建议,立即由他接替居里,并问他还有什么可说的。菲尔比说有。他装作一本正经地说:“据我所知,让我担任这个职务是由于考吉尔同军情五处里反对他的人搞得不太容洽的缘故。我希望将来能够避免类似的纠纷。但是谁又能预测得到呢?如果我能肯定那些将与我天天打交道的军情五处的人对我的任命没有异议的话,那我在工作上就会愉快得多,这样还可以增强我的信心。此外,如果能得到军情五处的正式同意,局里将来便可以免受他们的非难。”
在听完菲尔比的说明之前,局长已明白了他的意思并露出了明显赞赏的神情。
他随即很有信心地要菲尔比彻底消除顾虑,并说他会很快给军情五处处长写封信,随后便热情地打发菲尔比离开了办公室。军情五处处长及时地给了极为友好的答复。为此局长挺高兴,菲尔比则是大功告成,欣喜之情更不必说。
没过几天,菲尔比走马上任;接替了居里的第九科的工作。
为了使第九科的地位合法化,他向局长建议必须自己起草一份章程,由局长来签发。章程明确提出授权他在局长的领导下负责搜集和解释来自英国本土以外所有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人的间谍与颠覆活动的情报,同时又责成他自己要同军情五处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换有关方面的情报。
菲尔比终于达到他的目的。考吉尔已自行离去,这时已经没有象考吉尔那样的人来阻拦他的行动了。在他的指导下,不到一年时间,第五科和第九科便合并了,菲尔比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合并成的第五科的领导人。这是后话。

哈罗德·金·菲尔比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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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领导第九科,对菲尔比来说意味着迁到位于百老汇大街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从1940年开始,菲尔比就一步比一步更接近秘密情报局的核心,而现在他已位于情报局的正中心了。
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他对这种变动感到十分高兴。这里是搞清机关内部各种风向的最好位置,而且还很便于了解在走廊里碰到的人们的真实情况。
最初,他陷进了处理干部、办公地点、设备配备等日常事务问题之中。
当菲尔比正忙于招兵买马时,维维安跟他说,简·阿切尔已经腾出空来了。维维安认为,加上阿切尔,第九科里就圆满了。
菲尔比一听到这话就感到又腻味又吃惊,特别是因为他找不到什么象样的理由来加以拒绝时更是如此。
菲尔比清楚地知道,阿切尔是迄今为止军情五处所使用过的最有才干的情报官员。她把她精明的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对共产党在各方面的活动的研究上,她是处理这方面事务的著名专家。
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苏联红军情报局的官员克里维茨将军就是她审问的。她从克里维茨那里得到一个引人注目的情报,说苏联情报机关已把一名年轻的英国记者在内战时期派到了西班牙。毫无疑问,那位年轻的英国记者就是菲尔比。菲尔比避她都唯恐来之不及,而现在正是她来到了他们中间。
幸好,对菲尔比来说阿切尔是个称心如意的女人。她性格倔强、讲话严厉、富有幽默感,这使菲尔比大为高兴。他感到他们在一起还算不错,不然的话,她会成为一个很凶恶的敌人。但他对阿切尔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为了使阿切尔整天都把时间花在事务上,他让她负责处理科里当时所能搞到的共产党活动方面最可靠的情报,其中包括大量有关东欧民族解放运动的电报,从中可以看出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的实情,表明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在反纳粹斗争中有着何等的干劲和献身精神。
在科里的干部和房子配备齐全之后,菲尔比就开始做真正的情报工作。经过学习有关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他们通过研究共产党报刊和监听共产党国家广播所得的公开资料来掌握他们现实活动的情况。同时也通过监视苏联和东欧的外交人员以及当地的共产党员和窃听大使馆的方法来获取情报。他的情报人员曾用在英国共产党总部安装窃听器的简单办法获取了英共的内部情况,但此事的效果与本意适得其反。窃听取得的证据一再表明,这个党正全力以赴地为作战效力,以致那些仇共透顶的人也找不到合法的理由来镇压它。
在菲尔比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针对苏联情报机关的预谋行动产生过效果,而这对菲尔比来说并非好事。就他的工作而言,一方面要保护苏联人的利益,一方面还得在英国人面前进行很好的掩饰,成就太少对这种掩饰是极为不利的。幸运的是有时候会从天上掉下些“馅饼”——苏联情报机关的叛逃者来,正是由于对这些“馅饼”的亲自审核,使菲尔比感到如坐针毡。

哈罗德·金·菲尔比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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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尔比担任新合并的第五科负责人之后,伏尔科夫案件发生了。这个案件不仅本身很有趣,而且它差点断送了菲尔比的远大前程。
这个案子开始于1945年8月,大约1个月以后结束。对菲尔比来说,那是他最难忘的一个夏天,因为它使他有机会第一次到罗马、雅典、伊斯坦布尔去观光,而且由于担心可能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联,又使得他对伊斯坦布尔的兴趣受到了影响。为了伏尔科夫案件的问题,他得去土耳其,这件事对他来说将是九死一生的事。
在8月的一个早晨;他还没在办公室坐稳,局长就把他叫了去,递过一扎文件给他看。文件的第一页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简函,要求部里注意所附材料并给予指示。
那些附件是英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内传阅过的一些记录稿,里面所讲的是这样一回事:苏联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有一位名叫康斯坦钉伏尔科夫的副领事曾向英国总领事馆副领事佩奇先生提出,要求允许他和他妻子到英国政治避难。他说他名义上是个副领事,实际上则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他的妻子为此感到精神很紧张。佩奇认为伏尔科夫本人并不很坚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伏尔科夫答应详细揭露他曾为之工作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的情况,并详细提供苏联在国外工作的间谍网和情报员的材料。他特别声称,他知道在英国工作的三个苏联情报人员的真实姓名:两个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另一个是英国伦敦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
在提出了自己的货单之后,他强烈要求不能用电报向伦敦报告他的事情,因为苏联人已破译了英国的各种密码。附件的其它部分则没有什么重要性,只不过是大使馆里一些人的随便评论,有的甚至是无稽之谈。对以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大使馆按照伏尔科夫的要求,用邮袋把材料安全而缓慢地寄回了伦敦。因此,在伏尔科夫同佩奇接洽后一个星期,只有能真正评定材料重要性的重要人物才能看到这份材料。
毫无疑问,菲尔比也在所谓的重要人物之列,但当他看到这份材料时思想上不免一惊:外交部有两位苏联情报人员;另一位是伦敦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为了使思想平静下来,他有意目不转睛地盯着文件。他放弃了指出要当心伏尔科夫是在挑拨离间的提法,因为那种提法在眼前没什么用处,日后说不定还会危害他自己。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大胆正视现实。
然后,他对局长说:“我们遇到了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一下深入的研究,根据进一步的情况,提出适当的行动措施。”
局长同意了他的意见,要他第二天一早就向他报告,同时还严格限制只许他自己保管这些材料。
菲尔比把材料带回自己的办公室,并告诉他的秘书除非局长亲自召见,否则不许打搅他。他很想一个人独自呆一会儿,他那“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一下深入的研究”的要求实在是另有所指。
菲尔比相当有把握的是,秘密情报局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付尔科夫的事。可能是为了提高他的身价,伏尔科夫才用这种含糊的词句编造他的货单,有意不提供可直接调查的线索。这使菲尔比信心倍增。当然,他必须要考虑到其它许多情况。对他来说,首先最重要的是时间问题。由于伏尔科夫反对用电报联系,案子过了10天才转到他的手里,这太慢了。他认为伏尔科夫的担心太过份了:由于他们的密码是一次性的,只要使用得法,应该是万无一失的,何况他们的密码制度也很严。可是如果伏尔科夫希望这样做的话,他也无可奈何。
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需要他立即考虑。局长竟坚持要他本人来办理这样棘手的案子,但是一旦外交部做出决定之后,所有的行动都会交给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人去做。他不可能用缓慢的邮袋来指导他们每天、每小时的行动。要是那样的话,他掌握不住案情,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他越想越觉得有必要亲自到伊斯坦布尔去布置一下他将向局长提出的行动。行动本身很简单,只是去见见伏尔科夫,让他和他的妻子住到他们在伊斯垣布尔的一个秘密去处。然后不管能不能得到土耳其人的许可,都要把伏尔科夫偷带到埃及的英国占领区去。当他把材料锁进私人保险柜而离开百老汇时,他已决定他要向局长提出的主要建议是:让局长指派他到伊斯坦布尔现场去接着搞这个案子。当天晚上他工作得很晚,好象是紧急应付临时额外增加的功课一样。
第二天早上他向局长报告说,他们档案里虽然有好几个叫伏尔科夫的人,但其中没有一个与伊斯坦布尔的那个人的情况相似。他一再说,据他的看法,这个案子可能很重要。在谈到利用邮袋联系太耽误时间时,他有些犹豫不决地说:“应该把案情向一个人详细交代清楚,派他到现场去负责处理这个案子。”
“我自己也正是这样想的。”局长回答说。
菲尔比刚产生了一些希望,但这一小点希望随即又破灭了。
局长说他头天晚上在俱乐部里碰见了军情五处驻开罗负责远东地区保安情报事务的道格拉斯·罗伯茨准将。罗伯茨说他回国的假期就要满了。局长对这个人的印象很好,他对菲尔比说他打算要求军情五处处长直接把罗伯茨派到伊斯坦市尔去负责伏尔科夫案对局长的这项提议,菲尔比是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了。虽然他对罗伯茨的能力评价并不高,但他有一切名义上的资格来担任这项工作:他是一个有资历的军官;他的准将制服无疑会使伏尔科夫敬畏;他了解这个地区的情况,并同土耳其的秘密机构合作过;尤其是他能操一口流利的俄语,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有利条件。
在失望之余,菲尔比还同局长全面研究了这个案子的其它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他们的行动计划还要得到外交部同意的问题。
当他告别时,局长要他当天下午等着他,因为上午他还要去找局里外交部的那位官员和罗伯茨两人。
在午休期间,菲尔比一直在为昨晚局长同罗伯茨相遇而抱怨自己的坏运气。没有办法,只好静观事态的发展了。回到百老汇时,他发现局长正在等着召见他。局长似乎是一筹莫展,刚见面就谈起了他的想法。刚听局长一开口,菲尔比就知道他曾强烈咒骂过的运气已完全转而对他有利了:虽然罗伯茨无疑象别人一样勇敢,但他似乎有克服不了的毛病,就是怕坐飞机,他已经安排好下周初从利物浦乘客轮回去,甚至局长和外交部的官员都没办法使他改变计划。所以,菲尔比与局长的谈话只好又从早上谈过的情况谈起。
菲尔比原希望慢慢地把局长要谈的话题引导到使自己提出让他乘飞机去伊斯坦布尔上面,但罗伯茨的岔子使他采取了直截了当的行动。他说:“鉴于准将的缺陷,我只好建议由我替代他去。
因为我要向我的副手交代重要的工作并不需要多长的时间,只要把必要的出入境手续办妥就可以动身。”
局长欣然同意了他的意见。接着,他们一起到外交部要了一封给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的介绍信,要他提供一切方便,帮助完成任务。
从在百老汇等待伊斯坦布尔签发的证件到登上经开罗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共拖延了整整3天时间,在此期间,菲尔比除准备了一些备用密码外,更多的精力是用来考虑他未来在伊斯坦布尔的工作。
在飞机上,他身旁坐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没有人来打搅他,正便于他思考。他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有一个令他迷惑不解的问题是:为什么英国大使馆、外交部、局长和军情五处都对伏尔科夫怕用电报联系这件事产生那样奇怪的反应?他们表现奇怪的地方在于没有用电报联系伏尔科夫的事,理由是事属绝密,且电报联系不可靠,但也有不少算作“绝密”性质的情报通过电报通讯在光天化日之下悠然地进行着!如果相信伏尔科夫的警告,那么应该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电报联系都是有危险的;如果不相信,就应该指示伊斯坦布尔情报站的人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动。然而结果却是伏尔科夫提供的秘密耽误了两三个星期,对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外交部已答应由佩奇帮助菲尔几何伏尔科夫重新建立联系,并安排见面。同伏尔科夫见面时,将由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作陪同和翻译。这位使馆秘书曾在莫斯科工作过多年,俄语水平是绝对没问题的。对菲尔比来说,关键的问题是由于使馆秘书在场,如伏尔科夫果真滔滔不绝地讲出在英国政府机构中苏联情报人员的姓名时,使馆秘书将会大吃一惊。菲尔比要做的事是设法使使馆秘书不要吃惊。但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
菲尔比认为,显然没有什么有把握的办法存在。但他确信,如果处理得当,他还是有一线希望的。他决定首先做的是稳住使馆秘书相信他的职权范围受到极严格的限制,他没权同伏尔科夫详谈他的情报;如果在伏尔科夫安全到达英国领土之前过早地揭发那肯走是危险的,而他到伊斯坦布尔的任务就是要用一切办法阻止伏尔科夫谈这方面的情况,把他弄到安全的地方去,然后再由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来审问他。如果伏尔科夫真露出什么惊人情报来,菲尔比则想暗示伏尔科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细,并警告如果在他们还没能对情报真实性作出评价之前就把它散布出去是极为不幸的,以期这样能把使馆秘书这位门外汉唬祝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由于遇上了雷暴雨,飞机不能正常飞行,菲尔比第三天后才到达他的目的地;又由于英国外交部和秘密情报局互相拆台,又过了三天,菲尔比才开始讨论伏尔科夫的事情。
那天晚上,菲尔比同英国秘密情报局伊斯坦布尔情报站负责人麦克雷详细地讨论了进行这次行动的计划。他们交换了偷偷带走伏尔科夫的好几个方案:有的需要土耳其人的配合;有的不需要,最后没有确定下来。看来很清楚,在同伏尔科夫谈话之前,很难决定哪个方案最好,主要还得看他自己的情况和具体条件——他的工作时间和他能自由活动的程度等等。菲尔比决定,第一步是要同伏尔科夫取得联系。
显然,他们最理想的联系媒介是总领事馆的佩奇,因为伏尔科夫最先是因他联系的。于是;第二天清早麦克雷就把佩奇请到他的办公室,由菲尔比详细地向他作了必要的说明,希望他当天下午某个时候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替菲尔比约伏尔科夫会面。菲尔比之所以选择下午,是因为他还要有些时间给使馆秘书作一番“说明”。接着,他们研究了好几个可以见面的地方,但最后选定的是一个最省事最安全的地方——佩奇的办公室。因为佩奇同伏尔科夫有日常的领事事务来往,最自然的办法当然是由他请伏尔科夫到他的办公室来谈谈。最后,当佩奇拿起话筒时,开战的时刻终于到来。
佩奇给苏联总领事馆打电话找伏尔科夫,回话的是一个男人模模糊糊的声音。
菲尔比虽搞不清他断断续续他说了些什么,但他从佩奇那迷惑的面部表情知道准是出了什么事。佩奇挂断电话,向菲尔比摇了摇头。
“他不能来吗?”菲尔比问。
“真怪,真是想不到的怪事,”佩奇回答说:“我找的是伏尔科夫,来接电话的人说他就是伏尔科夫。但他哪里是伏尔科夫呀!我对他的声音很熟悉,我已经同他谈过几十次话了。”
佩奇又试挂了一次,但这次是由接线员来接的。“她说他不在”佩奇气愤地说,“一分钟前她还替我给他接过线呢!”
他们面面相觑,三人谁也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菲尔比开了口:“可能是苏联总领事馆出了什么事,最好明天我们再试着碰一下运气。”他开始强烈地感到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重大事情。当天下午,他只好自己给局长写一份简短的密码报告来打发时间。”
第二天上午,菲尔比、麦克雷和佩奇再次见面,由佩奇给苏联总领事馆挂电话。刚听到电话机里一个妇女微弱的声音,随即使是一声很尖锐的咔哒声,佩奇呆呆地望着手里没有声响的话筒说:“你是怎么搞的,我要的是伏尔科夫。”“伏尔科夫在莫斯科。”接线女郎说。接着便是一阵混乱和“砰”的一声,电话挂断了。佩奇仍不甘心,决心非把此事搞个水落石出不可,他毅然亲自去找苏联人。不到一个小时,他就从英国领事馆回来了,样子显得迷惑、气愤和沮丧。
“真糟糕”,他向菲尔比汇报说,“在那个病人院里我什么也没打听到。居然没有人听说过伏尔科夫!”
听到这个情况,只有菲尔比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案子已彻底了结了。他对此确信无疑。
在回国途中,菲尔比草拟了一份给局长的报告,把这次任务的失败归咎于那“该死的邮袋联系”。

哈罗德·金·菲尔比死去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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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比以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身份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土耳其站站长,两年后他接到伦敦的指示;要他到美国去任职,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在美国的最高负责人,具体任务是“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联络,办理由截收电报引起的种种案子”。
这项命令对菲尔比充满极大的诱惑力,他可以因此仔细地看情美国情报机构的情况。但是,临行前反间谍方面的情况介绍和指示也使他深感不安,这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反间谍老手跟他谈的,其中谈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英美联合对苏联在美国情报活动进行的调查发现多起美国重要机构的泄密事件,大部分都是苏联人干的,其中最重大的一起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1944年和1945年的泄密。菲尔比把外交部的有关名单核查一遍后,对于谁是英国大使馆的泄密者已有所知,这使他的不安得到了一些缓和。
到美国后,菲尔比知道,联邦调查局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结果是一大堆废纸。他们的调查工作集中在大使馆的一些非外交人员的职工身上,截至当时为止,还没有发现牵涉到任何一个外交官,更别说职位相当高的外交官了。
菲尔比把与泄密事件有关的外交部人员名单一排列,就知道谁是真正的泄密者了。与此有关的人员有4人,其中最后一人是麦克莱恩。他是菲尔比在30年代结识的,但自那以后一直没有见过面,而现在他已是英国外交部美国处的处长了。毫无疑问,所谓的泄密者就是他。而与此同时,有关泄密者的几十份报告仍陆陆续续地给菲尔比送来,其中大量的是查问大使馆打杂仆人的没完没了的情况报告。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涉及使馆官员的调查就要到来。
菲尔比在华盛顿城外接头时跟他的朋友们商量搭救麦克莱恩的办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罗网罩上麦克莱恩之前就把他救出去,但是他最好是尽可能长久地留在他的岗位上,不到必要时不采取行动。
正当华盛顿围绕英国大使馆泄密案调查日趋紧张时,盖伊·伯吉斯从伦敦调到华盛顿任使馆二等秘书,这使菲尔比大为吃惊,伯吉斯是他剑桥时的好友,从那时,他们俩人的事业就缠在一起了。菲尔比把伯吉斯作为可征慕对象推荐给了苏联情报机关,而伯吉斯后来则以帮助菲尔比顺利进入英国秘密情报局作为回报。俩人曾在秘密情报局一起共过事,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人所共知的。看来,谁要是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就会露出一些不利的线索来。菲尔比认为,伯吉斯来得很不是时候。
伯吉斯到华盛顿没多久,就后悔不该到美国来。不是由于他受到了调查的牵连,而是他的脾气和性格不适合外交官的工作。
他的暴躁的脾气和楞头青似的性格使他在大使馆的工作遭到损失,介乎辞职和半辞职的状态。总之,他急于想回伦敦去。
这倒给菲尔比一个很好的启示:可以把伯吉斯回伦敦和营救麦克莱恩这两件事结合起来。菲尔比认为,如果伯吉斯从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回到伦敦,他去看望美国处的处长就成了当然的事,他就可以推动营救活动。对伯吉斯来说,被强行送回去而不引起怀疑的可能性一直存在。3天后,伯吉斯在弗吉尼亚连着3次超速开车,州长对有人如此滥用外交特权提出强烈抗议。没过几天,伯吉斯就被遗憾地告知他不得不离开美国了。这正合伯吉斯和菲尔比的心意。
菲尔比和伯吉斯一起研究了营救计划的每个步骤。他要伯吉斯到伦敦后先要和苏联联系人接头,汇报全部情况,然后就带着一张写有约会时间和地点的纸条去麦克莱恩的办公室找他,把纸条递给他,之后再次碰头,并把实际情况全部告诉他,……等等。他们还就菲尔比的处境问题进行了讨论。菲尔比说:“尽管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在调查麦克莱恩和伯吉斯的活动时势必要怀疑我。看来此事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但我想我可以用主动地帮助解决英国大使馆泄密案件的办法来设法转移对我的怀疑。”在这之前。菲尔比一直按兵不动,联邦调查局和军情五处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营救计划正在成形,他觉着应该提出调查工作的正确方向了。
伯吉斯启程回伦敦后,菲尔比给局里写了一个备忘录,建议他们不必对大使馆的佣人进行浪费时间的调查。他认为应从苏联叛逃者克里维茨基的供词着手,把他所提供的资料与1944年至1945年泄密期间派驻华盛顿的外交官的材料核对一下。维维安很快给予回信,他对菲尔比的建议答复说,他们对案情的这一方面也一直是这样考虑的,但是档案里并没有任何这种做法的记载。
与此同时,菲尔比对伯吉斯那边事情的进展速度十分担心。
在随后进行的跟苏联联系人的接头时,他告诉他们要抓紧。他还得到了一个直接给伯吉斯去信的借口。大使馆的交通官员两次问他伯吉斯放在停车场的那辆林肯牌大陆型汽车怎么办。于是菲尔比就用紧急的言词给伯吉斯写信,告诉伯吉斯如果不立即办就太晚了---不然他将把他的汽车送到废物堆去,因为他别无他法。
接着,军情五处把克里维茨基的供词跟大使馆泄密问题的材料相互核对后,给菲尔比送来了一份大概有6个人的名单,并说调查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名单上就有麦克莱恩,但由于他们对一个代号的迷惑和错误理解而把另一个人列为重点嫌疑,麦克莱恩的名字则放在最后。
菲尔比更加担心了,他希望伯吉斯的行动早点结束,而那个代号再使伦敦的调查延误几天。
一天清晨,时间不相当早,军情五处驻美国代表佩特森给菲尔比打来电话,说刚接到伦敦打来的一份很长的特急电报,如果没有人帮忙他就得用一整天时间才能泽出密码,因为他刚给秘书放了一周的假。他问菲尔比能否把秘书借给他。听到这情况,菲尔比心都快跳出来了:这可能就是那件事!麦克莱恩被捕了吗?他已经跑了吗?伯吉斯出什么事了?菲尔比做了必要的安排之后坐下来镇静了一下,他恨不得马上闯进佩特森的办公室和他一起把密码译出来。但他认为还是应若无其事地按常规的言行处理要好些。
他径直走进佩特森的办公室。佩特森脸色阴沉,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说:“金,鸟儿飞掉了。”
菲尔比彻底放心了,但仍表现出吃惊的样子:“什么鸟儿?
是麦克莱恩吗?”
“是的,”佩特森回答说,“但是更糟糕的是……伯吉斯这家伙也跟他一块儿走了。”
这一下,菲尔比的震惊就绝不是装出来的了。

哈罗德·金·菲尔比最后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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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出走使菲尔比面临重大抉择。在最初研究麦克莱恩的逃跑问题时,他的苏联同事就考虑到可能会出毛病而使他陷入危险的境地。针对这种可能佐,他们曾精心地为他策划了一个逃跑计划,以使他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见机行事。
很明显,伯吉斯的逃跑使情况变得更紧急了。
但菲尔比对此持怀疑态度:“是不是十分紧急了呢?”他认为只有等他拆掉他房里会连累他的秘密设备,再了解联邦调查局的态度以后,再就此做出决定。
他把房里的秘密设备埋在乡村的一片树林中后,感到轻松多了。就物证来说,他现在是干净利索了。
现在他可以考虑自己的处境问题了。由于几天以来没少想这个问题,所以在当时他就拿定了主意。他决定先不动声色。他的指导思想是:“除非我滑过去的机会十分有限,否则我一定要闯过这一关。”他也知道,他肯定要蛰伏一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可能会拖得很长并让人难以忍受,但是他确信肯定是有机会再接着干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估计一下滑过去的机会有多大。菲尔比认为,他现在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就他来说,他已经在情报部门里干了11年,其中7年担任高级职务,跟军情五处合作了8年,跟美国情报机关紧密配合了将近2年,断断续续的联系保持了8年,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他认为他对敌人的了解程度已到了足以预见他们一般将会采取的行动。他了解他们的档案材料——他们的基本武器。
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法律和惯例对他们工作的种种限制。很明显,在伦敦肯定有许多身居高位的人非常希望看到他清白无辜,他们将会有助于消除对他的怀疑。
菲尔比还认为,虽然他值得怀疑的地方很多,但他们根本拿不出什么实际证据来,这一点是最关键的。
就这样,菲尔比决定继续潜伏下来。事情果真如他所认为的那样,外交部把他召回伦敦后虽受到质询和秘密审问,但他们拿不出证据。1956年9月他被外交部开除以后,就以《观察家》和《经济学家》周刊特任记者的身份到贝鲁特去工作,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活动。
1962年苏联情报机关的高级人员乔治·布莱克被捕后,菲尔比才被确认为苏联情报人员。
1963年1月23日晚,菲尔比在贝鲁特失踪。不久,苏联政府宣布获准菲尔比在莫斯科政治避难的要求。
1965年,苏联授予他最高荣誉勋章之一的“红旗勋章”。
1988年,菲尔比在莫斯科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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